【明報社評】剛剛結束的北約組織馬德里峰會，首度邀請日、韓、澳、紐4個非成員的亞太國家與會，有意將觸角伸入亞太地區。在其新的「戰略概念」中，更指中國構成「系統性挑戰」。作為首名出席北約峰會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峰會上的表現格外高調，他在演講中呼籲，國際社會應該表明，在東海及南海藉由武力片面改變現狀的嘗試「絕對不會成功」。這是岸田繼在七大工業國（G7）德國峰會上之後，一周內第二次高調針對中國。日本政客去年以來的連串言行顯示，他們正在放棄戰後的日本和平主義原則，將中美和中歐關係的低潮，視作與中國攤牌的良機，並背棄在台灣問題上對中方的承諾，給邦交正常化50年的中日關係蒙上陰影。
首邀日韓澳紐與會
岸田反華最為高調
日本近期針對中國的動作多多，如指摘中國在東海中間線的中方一側海域新建天然氣開採設施，「推進單方面開發」，岸田文雄上周一在G7峰會上，特別拿此事攻擊中國，他還妄稱，北京單方面改變台灣問題現狀的意圖正在加強，渲染「今日烏克蘭明日東亞」。
日本早就有借助北約力量的想法，4月7日，外相林芳正首次出席北約外長會議，5月日本統合幕僚長（相當於三軍總參謀長）山崎幸二亦首度出席北約總參謀長會議。今次岸田文雄放下國內將於下周五（10日）投票的參議院選舉而不顧，萬里迢迢出席北約峰會，足見其對將北約引入東亞的重視，岸田上月受訪時曾經表示，「歐洲和印太地區的安全是一個整體，是不可分割的」，目的就是借助北約力量制約中國。
影響中日關係的最大因素固然是美國。美國一向將日本當作其東亞橋頭堡，日本亦反過來將美國當作其外交戰略的延伸工具。但近年來，日本對美國的戰略配合，已經不僅是被動的「馬前卒」，而是主動的「急先鋒」。俄烏戰爭爆發後，不顧長期奉行的「無核三原則」，前首相安倍晉三竟提出日本要與美國「分享核武器」，並呼籲在5年內將防衛費增加一倍。
日本政客亦在台灣問題上屢屢挑戰中國底線。去年12月，安倍在演講中提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同日美同盟有事」，引起廣泛關注。今年4月，安倍又在美國報章發文，再次將台灣和烏克蘭相提並論，渲染台海的緊張局勢，甚至建議美國拋棄「戰略模糊政策」，明確協防台灣，背後的考慮就是希望突破日本對台政策的禁區。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對中國的挑釁不僅停留在政客的口頭上，近年在亞太地區針對中國的各種小集團中，從美日印澳四方機制（QUADS）、美日韓同盟，到印太經濟架構（IPEF）、藍色太平洋伙伴（PBP），都有日本的身影；日本防衛省計劃新設的「統合司令部」，被認為是專門針對中國；據報道，日方或於近期派遣防衛省現役官員常駐台灣，引發中方嚴正警告；執政自民黨提交給政府的議案，要求日本擁有「攻擊敵國基地」的能力，還要求連帶攻擊敵國「軍事指揮樞紐」，已經突破了明文廢止「對外交戰權」的日本和平憲法的底線，引發國內輿論譁然；在這一片喧嘩和躁動中，岸田在北約和G7峰會上高調攻擊中國，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中國崛起日本失落
恐懼心理導致誤判
中日兩國是近鄰，歷史上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日本是對中國的加害者。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本應是撫今追昔、鑑往知來的時候，但日方卻對中方的善意置之不理，屢屢做出傷害中方之事，其背後深層原因，是對東亞地緣格局變化的失落心態，以及對中國崛起後果的極度恐懼所致。
過往的東亞經濟結構「雁行模式」是：日本作為雁首，掌握核心產業，主導東亞經濟格局；港台星韓「四小龍」作為雁身，發展中低端產業；中國和東盟是雁尾，發展低端產業。但2011年以後，中國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之後，這一格局已被打破。自2012年日方透過釣魚島「國有化」等舉動，挑起中日之間歷史遺留的領土爭端。惟礙於中日經濟關係日益緊密，中國已連續15年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東京對華一直採取「走鋼線」的策略：一方面不斷試探中方底線，另一方面又不過分挑釁。但隨着中美博弈的加劇，特別是新冠疫情、俄烏戰爭爆發，西方國家對華外交漸趨強硬，讓日本認為是與中國攤牌的良機。
出於對美博弈的考量，北京近年對日方的小動作，頂多在口頭上發出警告，未如對澳洲般做出回應，這也許被東京解讀為軟弱可欺。但是當北約將魔爪伸向亞太後，中國的應對策略可能會有根本性的改變，北約已經搞亂了歐洲，中方不會允許其再搞亂亞洲。 近期，中國第三艘航母下水、第六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試驗成功，都顯示中方在加速「軍事鬥爭準備」，而多艘海軍戰艦長達半個月的繞日航行，更被視為對日本的警告。日方引狼入室或將引火燒身，押重注賭國運針對中國，最終必將為誤判形勢付出應有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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