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者之一，聯儲局前主席伯南克在獲獎後提到，決策者須關注全球金融環境惡化的風險，俄烏戰事對歐洲能源造成的衝擊，新興市場正面對非常強美元及大量資本外流。
他表示，即使金融問題沒有開始成為重要事件，隨著時間推移，一旦令金融環境惡化，可能加劇問題。 伯南克認為，美國或存在部分金融穩定風險，但不會演變成2008年金融海嘯，現時金融體系狀況好過當年。他指，聯儲局仍面對非常艱巨的挑戰，試圖令經濟軟著陸，降低通脹而不引發衰退。 他說，通脹目標屬中期目標，並非6個月內需要達到。隨著聯儲局加息，經濟出現放緩，決策者在制定貨幣政策時，將開始平衡穩定物價及就業最大化這兩個目標。
伯南克在2006年至2014年擔任聯儲局主席，並在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領導聯儲局將利率減至接近零的超低水平，並推行量化寬鬆，大規模買債，以刺激經濟。 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由伯南克、美國學者戴蒙德及迪布維格獲得，以表揚他們在研究銀行及金融危機方面作出的貢獻，三人將分享1000萬瑞典克朗的獎金。
由於歐洲疫情二度爆發迫使多國政府封城鎖國，歐洲經濟再度衰退的隱憂日漸提高，儘管如此，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分析師預估， 2021 年歐洲將上演一波「強勁反彈」，屆時歐洲自疫情復甦的速度將是 2008 年金融海嘯的 3 倍。
摩根士丹利 (大摩) 分析師在最新歐洲經濟展望中表示，若疫苗順利於 2021 年春季大規模分發，屆時有望複製 2020 年第三季經濟復甦的模式。
今年疫情爆發期間歐洲各國首度實施封鎖後，2020 年第二季歐元區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 下降逾 11% ，隨後第三季強勁反彈飆升 12% 以上，因此，摩根士丹利認為，消費者的消費意願和高儲蓄率將有助於經濟復甦，但還需要政府或歐盟持續提供財政和貨幣的支持。
摩根士丹利進一步表示，第三季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才能轉變成穩定的經濟復甦。歐洲央行 (ECB) 在疫情大爆發期間推出疫情緊急資產收購計畫 (PEPP) 與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 (TLTRO) ，並將利率維持在歷史最低水平，歐洲各國政府也加入紓困行列以加速經濟復甦。
摩根士丹利說，儘管目前經濟復甦仍存在不確定性，但其仍依舊預估 2021 年第一季歐洲區經濟將迅速回溫，經濟產出將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是 2008 年金融海嘯時的 3 倍，摩根士丹利估計今年歐元區 GDP 收縮 7.4%，然後在 2021 年反彈上升 5.2%。
另一方面，近期疫苗的利多讓投資人認為可以直接看多經濟復甦，使許多歐洲疫情受災股暴漲。然而，摩根士丹利分析師 Jamie Rollo 團隊周二 (17 日) 警告，現在判斷這些疫苗能否阻止疫情還為時過早，專家們也警告儘管疫苗出爐，疫情可能不會在一年內「恢復正常」，這表明一些受災股可能還需持續消耗現金。
另外，Rollo 團隊表示，如果屆時全球疫苗分配不均，可能導致各國感染率和免疫率各異，導致國際旅行禁令的時間比預期的更長，直到全球達某種程度的均等為止。
因此，該團隊認為近期觀光類股如嘉年華郵輪 (Carnival) 與 RCL 等都「過於樂觀」，反而便宜的周期性、歐洲內需為主並擁有強健資產負債表的股票如食品承包商 Sodexo 與 Edenred 、博弈產業的 GVC 和 Evolution、健身業者 Basic Fit，以及連鎖酒店集團 Whitbread 似乎是較好的選擇。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全球經濟今年將萎縮3%，全球市場3月時一度出現拋售潮。不過，近幾週，全球多國的疫情陸續穩定，此前的封鎖措施也逐漸退出。
經濟重啟後，後疫情時代的全球經濟何去何從，有哪些潛在風險？各大類資產又會如何表現？針對這些問題，第一財經記者專訪了紐約梅隆投資管理首席經濟師達爾（Shamik Dhar）。
在達爾看來，全球經濟不確定性極大，出現V型反彈、U型反彈和L型走勢的概率各為35%、35%和20%。而目前美股、美國企業債市場的走勢，很大程度上基於經濟會出現V型反彈的預判，因此，他對後市走勢保持警惕。
IMF預計今年全球經濟將萎縮3%並遭遇大蕭條以來最大的衰退。對此，達爾表示，全球經濟今年的走勢不確定性極大，“如果一些情況不如目前那麼樂觀，萎縮甚至會達到4.5%～5%”。
具體而言，他認為，全球經濟出現V型反彈、U型反彈和L型走勢的概率分別為35%、35%和20%。“我個人更傾向於V型，許多人認為會呈現U型，因為僅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經濟重啟。”他稱，“V型和U型出現的概率相當。”
他稱，疫情對消費者、家庭會有永久性的心理層面的影響。短期來看，那些非常依賴密切社會接觸的行業會受損，比如酒店業、旅遊業、傳統購物、航空業，而那些可以遠距離、通過網絡運作的行業會成為贏家。影響持續多久取決於公眾信心。
達爾認為，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特別脆弱。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的主要擔憂源於其遭受疫情打擊的程度與發達經濟體相當，卻缺乏政策空間來應對。
但他同時表示，需要區別對待各新興市場經濟體。“金融危機後，全球市場更善於辨別哪些新興市場國家比較脆弱，並基於此拋售資產。”他稱，“某些新興市場特別脆弱，這些國家沒有財政空間或財政可信度實施一些發達國家已經採取的財政和貨幣擴張措施，巴西、南非、土耳其最令人擔心。相對較強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則主要集中在亞洲，例如馬來西亞。”
不認為會出現債務危機
而對於全球為應對危機採取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達爾認為“非常正確和及時”。
金融危機後，各國的政府赤字和債務水平已然很高。不斷提高的政府債務水平會否導致一些國家發生主權債務違約呢？達爾表示：“我對於財政刺激規模以及其背後對於債務的隱含意義非常樂觀。財政當局（針對疫情）進行強有力的干預，給人民提供社會保障的做法是無比正確的。一些人擔心可能帶來的債務規模上升問題，我一點都不擔心。”
在達爾看來，財政刺激措施只是起到再輸送作用。誠然，他稱，財政刺激會使政府面臨大額赤字，但赤字的很大部分只是反映了巨大的私人部門的財政盈餘，因為家庭和企業都暫停支出。“從某種角度來講，政府只是把私人部門本來就要支出的部分再輸送了。而當經濟回歸正常，這一情況就會得到很好地糾正。”
對於刺激背後隱含的債務問題，他分析道，過去，一些國家（一直）在較高的債務水平下生存。應對高債務的方式是長期（數十年）維持較高的稅收並採用財政壓制（financial repression）。財政壓制具體指在非常長的時期內，將收益率壓低在名義增長率之下。
“我認為這次我們也可以用該方法來應對高債務水平。所以，我不認為會出現債務危機。”他稱。
除了財政政策，達爾對於包括美聯儲在內的全球央行為應對疫情採取的貨幣措施也持正面評級。全球央行“完全做出了正確的政策選擇”，但他也強調，即便央行採取了量化寬鬆（QE）政策並降息，注入很大的流動性，也無力挽救今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GDP。
“我們實質上關停了經濟來阻止疫情的蔓延。因此，央行和財政當局對於今年上半年的經濟情況回天乏力。”他稱，央行試圖做的是緩解疫情對於此後的經濟的打擊，確保即使在社會隔離措施下，人們也可以繼續賺錢並消費。基於此，他認為利率會長期處於低位，QE也會持續很長時間，直到經濟相對恢復常態。
美聯儲未來可能控制收益率曲線
對於美聯儲下一步的政策空間，達爾認為，美聯儲缺乏一定採取負利率政策的理由。“顯然，美聯儲審視了日本和歐元區對於負利率政策的實驗後，並未感覺到負利率政策是一項強有力的政策工具，尤其考慮到對銀行部門的影響。該政策雖然能通過其他渠道促進消費，但卻也同時會損害銀行借貸，兩者的作用幾乎兩相抵消。”不過，他認為，美聯儲采用收益率曲線控制是可能的。日本央行已經採取收益率曲線控制，美聯儲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時也採用過該政策。
他指出，該政策既有益處也有風險。益處主要圍繞著財政壓制，即收益率曲線控制可以讓央行將債務利率壓制在名義增長率之下。而風險則在於，該政策可能會令通脹目標淪為次要的（目標）。“到某個時間點，政策制定者或將不再關注通脹率，雖然這不會立即發生，但值得擔憂。”他說。
此外，他還指出，長期來看，美聯儲貨幣政策可能的副產品是央行的政治化，即央行可能需要犧牲一部分其獨立性來服從於政府目標。
美股、企業債漲勢已過度
在經歷了5月反彈後，美股6月再度開門紅，創三個多月新高。但在華爾街與主街間出現斷裂的情況下，美股漲勢能否持續呢？
達爾表示，要預測美股接下來的走勢很困難。他稱：“三月中旬美股崩盤時，危險在於我們將不僅面對由疫情導致的經濟打擊，還可能陷入金融危機。當時美股的下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對於疫情帶來金融危機的恐懼。隨後，央行介入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這些恐懼被移除了。這為本輪美股上漲提供了基礎。”
雖然如此，他認為反彈有一點過度了。“本輪反彈基本上完全依賴於降息和由此而來的風險溢價下降，卻低估了未來一年乃至兩年發生收益下降帶來的影響，尤其是在經濟出現U型反彈甚至L型走勢的情況下。”他稱，“在目前這個時間點上，我對於美股後市走勢比較謹慎。”
與美股類似，美聯儲宣布將斥資7500億美元購買企業債後，美國企業的發債閘門再度被打開。與此同時，受疫情影響，很多投資級企業債瀕臨被降級為垃圾債成為“墮落天使”的風險。
基於此，達爾認為“信貸市場是可能發生問題的市場”。他稱，與其他市場一樣，信貸市場存在所謂的救濟反彈（relief rally），即反彈很大程度上基於央行干預。同樣，信貸市場目前的走勢基本上基於經濟出現V型反彈的假設，而事實上，經濟還有可能出現U型或L型走勢。
“如若出現後面兩種情況，實際的企業違約率將大幅度飆升。信貸市場的問題還可能外溢到更廣的金融市場。”他稱。
近期，一些投資人士甚至開始拋售各類資產，持現金以應對不確定性。“這種觀點太極端了。”他稱，只要有V型反彈和U型反彈的可能性，主動投資者都應該做出全方位投資，考慮如何最佳地構建出能夠反應風險偏好及體現對市場走勢判斷的投資組合。更加樂觀、相信經濟會V型反彈的投資者可在投資組合裡更多包含股票和信貸，判斷U型反彈的投資者可以考慮投資更多固收類品種。
銀行業仍面臨下行風險
除了資本市場，美國房地產市場也受到疫情影響。越來越多失業的美國人通過房貸延期支付救助計劃(Mortgage Forbearance Program)申請了延期償還房貸。那麼，美國房地產市場是否會再度遭遇次貸危機時的尷尬呢？
達爾稱：“如沒有房貸延期支付救助計劃，更多人會無法償還房貸，面臨房貸違約。從某種角度來說，該計劃最不濟也足以將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延期。”
短期來看，他稱，推出救助計劃是正確的措施。從更長期的時間來看，會否出現房地產市場危機完全取決於其對於房屋借貸機構的影響以及當房地產市場真將面臨麻煩時，政府準備在多大程度上進行干預來提振該市場。
“我的判斷是，借貸機構可能會面臨一些壓力，但如果情況真的嚴峻，央行、政府部門會出面幫助他們。”他稱。
與房地產市場同樣面臨貸款違約風險的還有美國銀行業。在最新一季度財報中，華爾街大行紛紛大幅調高了壞賬撥備率。更高的潛在壞賬和更低的收益會否給銀行業帶來系統性風險呢？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本週提到流動性緊縮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變成償付能力危機的傳統。不過，自金融危機以來，美國銀行的資本相當充裕。銀行間市場的融資條件雖然比危機前更為緊縮，但在過去幾週已大大緩解。我們預期，如果情況再次開始惡化，美聯儲會再次介入。”達爾不認為目前或者在最可能的經濟形勢下會暴髮美國銀行業危機，但認同這仍然是一個重要的下行風險。
【來源：第一財經】
中國每年例行的"兩會"上，經濟相關的內容總是缺乏看點——中國政府會回顧過去一年的經濟增長，不出意外，GDP增長率將會達到上一年設定的目標；然後設定下一年的目標，同樣也沒有人擔心新目標無法實現。
然而，任何事情放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都會出現新的衝突，新的複雜性，中國經濟尤甚。
中國今年一季度經濟在新冠疫情影響下，出現史上罕見的負增長，疫情在歐美肆虐為中國帶來外需衝擊。關於經濟的各個方面，增長目標、刺激政策、債務風險，幾乎都需要重新審視和探討。
這次特殊的“兩會”在即，BBC中文為你梳理“兩會”上經濟議題的最值得關注的看點，請多位學者進行剖析。
在今年伊始，沒人能想到高速增長40年的中國經濟，會突然大幅萎縮。同樣，當前也很難確定之後的幾個月，疫情將如何發展，繼而對中國經濟產生何種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馬駿公開建議，中國今年不再設定GDP增長目標，否則可能會綁架宏觀政策，最後被迫搞“大水漫灌”。
他表示，實現GDP增長6%的目標已不可能，4%-5%難度也很大，很多經濟學家預測的1%或2%也有可能，因此對經濟的最終影響取決於歐美疫情的發展。
野村證券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陸挺公開撰文呼應了這一觀點。他表示，設定GDP增長目標的作用有兩個，一是給各行業和企業一個關於經濟總量增速的指引，給各個層面的經濟決策提供一個參照物；二是用來考核地方官員。
而在“當前極為特殊且高度不確定性的全球疫情和經濟形勢，今年不設GDP增長目標的利遠大於弊”。因為，“完全沒有必要如此擔心，如此誇大GDP增長目標的作用”，不設GDP目標或者設置比較低的目標，很可能不會出現大問題，然而一旦目標過高，就可能出現地方政府“數據造假”一類的副作用。
但如果從底線思維出發，似乎需要一個經濟增長的底線。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撰文認為，今年要在失業率保持穩定基礎上，實現城鎮新增就業1000萬人以上的目標，GDP至少要守住增長3%的底限。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向BBC中文表示，設置一個合理的GDP目標並非不可能。他認為，以疫情現在的發展而言，可以假設第一季度的經濟是最差狀況，第二三季度不會低於這個數字，那麼全年設置3%比較合理。
莊太量解釋，從外匯等指標來看，雖然來自歐美的外需受到影響，但整個東南亞只有新加坡和菲律賓是負的，其他都是正的，意味著這些國家外貿還是在正流入，外貿整體不一定會差太多。再加上，國內消費和投資兩個重頭戲，政府的調控能力很強，比如5G建設方面未來兩年30萬億，是不是可以把其中一部分提前到今年，綜合而言可以對今年GDP形成一個較合理的估計。
由於中國政府在經濟中參與度高，增長目標取決於政府的刺激效果。
奧緯諮詢董事合夥人、大中華區負責人雷韜潤（Peter Reynolds）向BBC中文表示， 由於當前政府的刺激政策的效果還不可知，根據不同的情況，奧緯諮詢給出兩個預測數據——當政府的刺激政策效果比較好的情況下，全年GDP增長率在5.8%至6%；若刺激效果不足，GDP增長率在5%至6%。
即便設置GDP增長目標，也有經濟學家提出，設置的方法可以更靈活，比如——“區間增長率”，通過設置較大的區間，來緩解不確定性帶來的問題。溫彬建議，GDP預期增長目標設定為一個大區間，如3%至5%。
或者設置“相對增長率”，即以中國增長速度與全球增長速度的差值，來設定目標和評估中國經濟的增長狀況。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雲南等在新冠疫情后舉行地方“兩會”的省份，也採取與全國比較差值的方式來設置本省GDP增長目標。
陸挺則提出“相對增長率”和“區間增長率”的反駁。他表示，若設定的增長目標區間過大，則失去製定目標的實際意義；“相對增長率”用來作為事後的評價尚可，但因為數據公佈的滯後性，達不到原本設定增長目標的指導意義。
經濟學家建議不設GDP增長目標的另一個理由是，如此大的不確定下，如果設定一個不切實際的GDP增長速度，地方政府的反應往往就是大搞基建，要上投資項目。馬駿表示，“實際上這些基建投資一般都是資本密集型的，對解決就業問題、失業後的民生問題短期內是沒有什麼幫助的。”
這體現出不少經濟學家對十二年前“四萬億”刺激計劃的副作用依然心有餘悸。比如，寬鬆的貨幣政策和失控的地方債問題，不但沒有降低杠桿，相反進一步槓桿化，而且增添了新的過剩產能，供需失衡進一步加劇。這意味著一旦有風吹草動，局部的資金鍊斷裂傳導到金融市場的其他部分，引發系統性危機。
這些副作用都讓中國此後多年不得不以經濟放緩的代價，推進“去槓桿”和“去過剩產能”。不過，在一季度負增長的刺激下，有呼聲提出“四萬億2.0版”，甚至加強版“四萬億”。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就撰文稱，為當年的四萬億刺激計劃正名，現在必須大膽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
余永定認為，如果外需繼續惡化，消費需求反彈幅度差強人意，則中國經濟要靠投資的增速，投資中只有基礎設施投資增速直接取決於政府的財政擴張力度和項目儲備。而中國的財政赤字率和槓桿率低於主要發達國家，因此有空間推行擴張性財政刺激。
經濟學家沈建光同意余永定的觀點。他認為，為做到“六保”，大規模的經濟支持計劃必不可少，然而，對待刺激政策，國內總有一些恐懼，認為這是“四萬億”捲土重來。而“四萬億”的教訓並不在於是否推出刺激政策，而在於執行過程中忽視了中國經濟固有的結構性弊端，比如地方政府財政行為缺乏約束機制、金融體系缺乏自主權、國有企業的隱性擔保機制等。
香港絲路顧問公司（Silk Road Associates）首席執行官貝哲民（Ben Simpfendorfer）向BBC中文表示，政府官員認識到上一次刺激計劃的規模可能太大了，所以中國政府對再次實施刺激計劃的風險有清晰的認識。
貝哲民（Ben Simpfendorfer）認為，現在的問題不在於刺激計劃的規模，而在於把錢花在哪裡。上次“四萬億”中，相當一部分是花在基礎設施投資上，比如高鐵等，這些投資對內陸中小城市影響較大，但對沿海大城市影響較小。”
“所以，當前的刺激計劃需要針對中小企業，因為他們是中國經濟的命脈，還有私營企業，以及刺激家庭的消費。這意味著這樣的刺激方案會更棘手一些，將資金引導至中小企業和私營企業甚至家庭，需要重新思考稅收政策和其他更複雜的政策，非常具有挑戰性。”貝哲民（Ben Simpfendorfer）表示。
莊太量也持相似觀點——上一輪的後遺症，來自於當年建高鐵，推進城鎮化，造成鋼鐵等製造業產能過程。現在更多的是科技和服務業，比如5G投資需求很大，加大刺激力度，可能會製造大量債務，但是不會有產能過剩的問題。
貝哲民（Ben Simpfendorfer）也提到，在5G領域中國有切實的基礎設施需求，隨著我們走出疫情，製造業進行搬遷和智能化改造，這類的投資將帶來真正的競爭優勢。
當前經濟下，中國政府可能面臨兩難選擇——經濟收到衝擊，財政收入大幅減少。中國財政部長劉昆就表示，今年財政收入可能出現改革開放以來首次下降。
然而，為了刺激經濟，又不得不大幅增加財政支出。疫情期間，中國已明確要發行抗疫特別國債。特別國債指有特定使用目的的國債，在中國歷史上一共發行國兩次（1998年和2007年），續發過一次。外界預計，特別國債應在萬億元級別，具體的細節可能將在“兩會”上公佈。
財政收入減少，同時加大支出已勢在必行，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突破3%的財政赤字率。中國常年保持低於1%的赤字率，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為了刺激經濟，赤字率達到2.7%，此後3%成為約定俗成的新赤字率紅線。
今年赤字率達到多少？經濟學家有從3.5%到5%的不同估計。但是，提高負債率，引發債務風險的擔憂。
曾任中金公司CEO的前中國總理朱鎔基之子朱雲來去年公開警告，2016年在建工程已經達到175萬億，是當年GDP的2.3倍左右，2002年時這個數字時1.1倍。現在的比例太大了。
而規模龐大的投資背後是規模龐大的債務，如果投資的產出不利，造成債務違約，傳導至銀行體系，造成整個經濟的系統性風險。
余永定表示，如果中國政府借了大量外債，情況或許有所不同，但中國政府債務是基本是內債，在中國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可能性基本為零。最後，中國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的餘地還比較寬裕，實在不行還有央行可以出手。
余永定觀點背後的邏輯是，債務多了，實在不行可以“印鈔票”還債。美國恰恰擅長這一點，美國財政部不久前宣布將在第二季度舉債3萬億美元。巴菲特在隨後解釋美國的債務幾乎永遠不會違約，“如果你的債券是以自己印刷的貨幣發行的，那麼，你就不會違約，當然，這貨幣本身的命運未來會如何，倒是一個大問題。美國一直都是很精明的，總是以本國貨幣發債。”
莊太量提醒，雖然中國發行人民幣債券違約風險小，但是中國和美國大有不同，美元在全球地位較高，需求大，大量印鈔或許影響不大，但人民幣還處在一個封閉系統，一旦印鈔過多，可能製造泡沫，還有通脹風險。
余永定在其文章中還表示，中國是個高儲蓄國家，居民希望擁有更多金融資產，而國債是金融資產中最安全的資產，中國居民和金融機構對國債有強烈的需求。因而中國政府以較低成本發新債還舊債根本不成問題。
不過，通過居民轉移債務風險，中國已經經歷過一輪。
2008年中國推出“四萬億”計劃後逐漸展現出很強的後遺症——高槓桿率帶來的金融風險。
然而2014年到2017年，中國政府通過房地產去庫存，讓整個房地產產業鏈的債務轉化了城鎮居民的住房貸款，化解了地產商和銀行的債務壓力。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削減過剩產能，讓能源和原材料價格復甦，一眾大型工業企業利潤上升，還債壓力驟減。
2017年底中文互聯網廣為流行一篇文章，闡述了中國處理潛在危機的這一邏輯，並隱晦地表示政府在把累積的金融風險轉化到居民身上，以排掉前路的雷。
但中國居民的負債率不是無限制的，目前已經出現高負債擠壓消費的情況，還能否承受更高的負債率，是政策制定者不得不考慮的風險。
https://cn.reuters.com/article/citibank-us-stock-covid-0519-idCNKBS22V1QI
路透5月19日- 美國花旗銀行的分析師稱，未來一年美國股市將實現有史以來最強勁復甦，回到3月份抗疫封鎖之前水平，會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恢復速度的兩倍還快。
在落款日期為周一的一份客戶報告中，花旗預測到2021年6月，標普500指數.SPX和道指.DJI將分別在3,160點和28,400點，較當前水准上漲約7%和15.5% 。
這在美國市場預測者中當屬最樂觀之列，很多市場預測機構預計未來12個月美股幾乎不會上漲。
按照花旗的預測，標普500及道指屆時會在465天內或略超15個月內，將2月紀錄高位之後的跌幅分別收復81%和90%。而在2008年崩跌之後，標普500指數和道指分別用了1,107天和1,288天才實現了相同幅度的回升。
花旗集團首席美國股市分析師雷科維奇在報告中稱，這樣樂觀的點位目標反映出對明年和2022年經濟表現改善的預期。
“預測中包含對新冠疫苗和療法的預期，那些疫苗和療法將掃除目前仍然存在的許多阻止'恢復正常'操作的障礙，”他說。“雖然一些產業可能面臨永久性的長期損害，隨著時間推移，這次大停頓(Great Pause)將會得到逆轉。”
1987年股市崩盤後，也花了超過18個月時間才反彈收復失地，不過1987年和2008年那兩次市場崩跌所花的時間也比這次長。
花旗的觀點也有謹慎之處，報告指出，失業、美國總統大选和放貸標準可能收緊都構成風險，該行預期股市將在年底前拉回。
不過，這些預測與大蕭條後的市場表現不可相提並論，大蕭條時期道指花了22年時間才反彈到那次崩盤前90%的水平。(完)
編譯劉秀紅/白雲; 審校王穎/張明鈞
